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中记载的伯夷、叔齐耻食周粟，饿死首阳山的故事，历史上流传很广。伯夷、叔齐，原来是商朝时期孤竹国（在今河北卢龙）国君的儿子。弟弟叔齐很受父亲的钟爱，父亲在位的时候有意把国君之位传给他。父亲去世后，叔齐认为：按照宗法制度，应该由长兄伯夷继位。而伯夷认为：自己若要继位，便违背了父亲的意愿，是不孝的行为。又想到，如果自己待在国内，一定会让弟弟为难，于是便离开了孤竹国。叔齐认为因为自己而挤走了哥哥，便也毅然离开了孤竹国。孤竹国的贵族们没有办法，只好拥立他们的另一个兄弟为国君。伯夷、叔齐离开孤竹国后，听说周国的文王姬昌尊敬老人，于是便到周国定居。后来周文王死了，他的儿子武王即位。武王即位后，便准备起兵去讨伐商朝最后的一个王——纣王。因为商纣王荒淫残暴，统治已是摇摇欲坠。武王载着他父亲文王的木牌灵位，率兵前往讨伐。伯夷、叔齐听说后，便急忙赶去阻止。说：“您的父亲刚死不久，还没有正式埋葬，就发动战争，不仅违背了礼的规定，也是一种不孝的行为。纣王是天子，您是他的臣子，臣子讨伐天子，是大逆不道的行为。如果您执意前往，就会落下不忠不孝的罪名啊！”武王听了很生气，准备杀掉他们，谋臣姜尚忙制止说：“不可！他们虽然很固执，但却是两个讲道义之人啊！”于是扶起来让他们走了。
伯夷、叔齐劝说无效，抱头痛哭了一场。后来得知武王伐纣得胜，周代商而立的消息后，便商量说：“真正的高士，应该是天下大治的时候，便参与其中，一道治理天下；而天下大乱的时候，则要洁身自好，不能与昏佞之人同流合污。现在的周武王伐纣是以下犯上，不是治世圣王的作为。咱们是商朝遗民，不能再接受周朝的供养。如再接受周朝的供养，便是一种羞辱，会让天下人耻笑。不如我们就此逃避，保持我们的气节，洁身自爱吧。”于是便不再食用周朝的粮食，动身来到首阳山（今山西永济）隐居，采食野菜为生。后来便饿死在那里。临死前，他们做了一首歌，歌中唱道：
“登上那高高的首阳山，
采食野菜来充饥。
可叹那暴臣换暴君。
而不知那种行为有亏。
神农、虞舜、夏禹崇高的禅让时代！
如今一走而不回。遇上这样的乱世啊，
哪里我们可以归？
今日饿死首阳山啊
命运是这样的薄衰！
伯夷、叔齐不食周粟，活活饿死了。如何评价他们的这种行为，当然得以历史的眼光去看待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把《伯夷列传》排在诸列传之首，实际上便是一种肯定的态度。他先借孔子的话说：“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。”就是说，只有到了天最寒冷的时候，才知道松柏树是最后才凋零的。然后又评价说：“举世混浊，清士乃见。”即在整个社会都污浊黑暗的时候，清高的人就显现出来了。这些评价正确与否，见仁见智，说法不一。但在历史现实中，由此而产生的“有道则现，无道则隐”的处世方法，则对后世影响颇深，被许多人所模仿。其它地方在各个时代所出现的这样的人物暂且不论，在辉县百泉明末清初时期的彭了凡志士，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个。
彭了凡，名之灿。河北蠡（lǐ）县人。他的父亲是明朝万历年间举人。明朝末年，李自成起义失败，明将吴三桂勾结清兵入关，明朝灭亡，清朝建立。彭了凡之父是明朝遗老，彭了凡自幼耳濡目染，受其教育，对明朝是忠贞不二。现在突然遭遇明朝灭亡，异族入侵之变，思想上怎能受得起如此打击？因此痛苦万分，愤然带着孩子离家南迁，寻找机会，四处倡导反清复明。但当时清朝定鼎已是大势所趋，一个小小平民百姓如何能够扭转乾坤？眼见得无能为力，心中更加痛苦不堪。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，正在他感到前途无望时，他的孩子又因病死去，只剩下他孤身一人。漂泊不定，无处栖身。后来他只身来到百泉，慕名住在当时著名的学者孙奇逢家里。旋即又游历中岳嵩山。步行千里又到徐州，过着流浪街头、饔（yōng）飧（sūn）不继的生活。本来打算继续南下到确山，但此时清兵已是由此向南，沿途占领，道路梗塞，无法畅行。无奈之中，他思来想去，便又只身回到百泉。这时他已深感复明无望，又不能忍受清朝的统治，觉得吃着清朝粮食活下去，简直是一种无比的耻辱。于是，他开始拒绝用食。满怀家国之恨，来到苏门山巅，坐在啸台旁，说：“得以公和为邻足矣！”公和即孙登，孙登是晋代著名隐士，曾在苏门山上隐居长啸，留下美名。后人在山巅修筑一台，取名“啸台”，以示纪念。彭了凡甘愿在啸台旁死去，把和孙登做邻居，作为自己最后的一个愿望，并且自感若能如此，便也就心满意足了。从此之后，他终日不食，静坐待毙。据说，百泉的村民们纷纷给他送食物，劝他不要这样，但他主意已定，决心以死来表示自己的高节。清道光《辉县志》上记载，彭了凡曾对去看望他的人交待说，他死以后，“不用棺，以瓮覆其尸，埋骨啸台之左下”。时人遵其遗嘱，在他死后，将墓选定在苏门啸台左下侧半山腰中，用瓮两个，口对口上下扣住，让彭了凡站立其中，立身而葬，表示至死也不弯腰低头，屈身躺下，永远挺立在自己的国土之上，以示其铮铮之风骨。
彭了凡就这样和伯夷、叔齐一样活活饿死了。他死的这一年，是清顺治戊戌年。（1658）当时，清朝建国已经15年。但在全国范围内，反清的士气依然是高涨不下。整个汉民族受满族统治，被迫剃发，改变习俗，遭受虐杀，众多有志之士奋起反抗。据孙奇逢所著的《夏峰集》记载，当时以身殉国的人相继而出，数不胜数。仅举几例：清兵到达浙江时，原任巡抚祁彪佳跳池而死；原任左都御史刘宗周不食而死；刘宗周的弟子王毓（yù）箸（zhù）投河而死；任大学士高宏图流寓绍兴野寺之中不食而死。清兵攻破义乌（今浙江义乌县）时，兴国公王之仁先将家属投入水中，然后只身到松江去见内院洪承畴（chóu），意欲死在明处，被清军杀于西市；清兵前达桂林时，封疆大臣瞿式耜（sì）知时事已无可挽回，便静坐署中。恰逢总督张同敞来到，问他说：“如今形势紧迫，你说怎么办哪？”他回答说：“封疆大臣，只知有封疆大任而已，还能往哪里去呢？”张同敞说：“你说的是啊！君恩师义，不能忘记，我应该和你一样啊！”遂与瞿式耜共坐署中，被清兵所杀；清兵到达浦州（今四川万县）时，按臣郑为虹说：“负国不忠，先不孝，忠孝俱亏，我生何用？求速死！”遂大喊奋跃夺清兵之刀，被杀死。这些都是宁为明臣死，不为清民生的民族英雄的高大形象。彭了凡作为一普通平民百姓，居然也能做到这一步，自然更受到人们的尊敬。孙奇逢曾和彭了凡住过一段时间，非常了解他的志向。彭了凡生生饿死，孙奇逢悲不胜悲，慨然叹曰：“真乃一饿夫也！”遂挥笔题其墓碑“饿夫墓”。一方面表示敬崇，而另一方面也表示了对明朝当政者的无能丧国而痛心。他曾作《乞丐诗》讽刺当朝：“三百年来养士朝，如何文武尽皆逃？纲常留在卑田院，乞丐羞存命一条！”（见《夏峰集》第240页）借此也衬托显示出了彭了凡的民族气节。
清康熙四十四年（1705），辉县知县范景看到饿夫墓岁久碑坏，便修墓镌（juān）碑，仍用孙奇逢的题字，以使彭了凡的民族精神永存不负。孝廉（明清时孝廉即举人）孙用正做了《重修饿夫墓小记》一文，刻碑以永存。文中说道，了凡先生本来是可以不死的，然而却甘愿一死。死，到处都可以死，却辗转来到孙登的啸台旁死去。由此，他的立志行事便可想而知了。他又作诗曰：“山头长啸原奇特，一饿捐躯行也偏。事各快心方足色，清风博得古今传。漫道泉源似画图，园林台榭尽虚无。却从冷处添神彩，长啸台边有饿夫。”
清道光十四年（1834），辉县知县周际华对饿夫墓进行了重修。1918年，汲（今卫辉）人何又督修饿夫墓：加高墓冢，竖墓表两根，立《重修饿夫墓记》碑。墓表上刻着三幅对联，对彭了凡大加赞扬。对联曰：“痛旧君而不食忠君义气直向首阳清圣饿山承后脉，悲亡国以殉身爱国挚成早为念纪健儿蹈海开先声。”“一腔热血媲关岳，千古高风并夷齐。”“怀义未伸但愿追宗社立国以同殒，捐躯已决那计与卫水苏山而永徽。”
1928年，冯玉祥驻兵百泉，知悉彭了凡的事迹后大为感慨。挥笔写下“民族精神”四字，刻巨石立于墓前。
1993年，辉具市人民政府又对饿夫墓重修，铺设甬道，增设台阶，甬道两旁设石桌、石凳，供游人凭品时休息。每逢清明节时，不少人都要到此扫墓。而学校的学生，则时不时地到此来感受彭了凡的那种爱国精神。时至今日，饿夫墓实际已成为一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