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朝万历年间，湖广公安（今湖北公安）的袁宗道袁宏道、袁中道弟兄三人，受明朝后期进步文学思潮和哲学思潮的影响，反对道学的统治，冲破文学创作中的各种清规戒律，提出文学创作应“独抒性灵，不拘格套”的口号，从而形成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革新意义、影响甚为深远的文学流派“公安派”，世称公安派“三袁”。三袁当中，以袁宏道最为著名。袁宏道（1568-1610），字中郎，号公石，又号云休。他25岁中进士，29岁授吴县县令，42岁去世。虽说他的短暂一生中有13年的官场生涯，但因他除了极爱文学外，还酷爱旅游，一生都处在出仕与出游的矛盾中，而且最后以出游战胜了出仕，因此13年中居官仅五六年，其余的大部分时光，则都倘徉在山水之间。他写出了许多轻快酒脱、清新活泼的游记小品文，其中，在游览了苏门百泉后，写出了著名游记《游苏门山百泉记》。
在这篇游记当中，袁宏道在他的“独抒性灵，不拘格套”文学主张的支配下，用洒脱自如的彩笔，将自己游览苏门山百泉的游踪、游思和游趣作了生动、形象的记录，将山光水色与世俗风貌融为一体，将审美视角对准人和人的价值，极力描绘审美主体——人在山水间的那种感受探究古人沉湎于山水的原因。而借此隐隐暗示出自己对于当时社会政局的看法与不满，显示出了袁宏道特有的旅游观念和文学才华。请看原文：
游苏门山百泉记
举世皆以为无益，而吾惑之，至捐性命以殉，是之为溺。溺者，通人所戒，然亦通人所蔽也。溺于酒者，至于荷锸（chā）；溺于书者，至于伐冢；溺于禅者，至于断臂；溺于山水者亦然。苏门之登，至于废起居言笑，以常情律之，则为至怪；以通人观之，则亦人情也。夫此以无妻子为怪，彼亦以远山水为怪。各据其有，则递为富，彼此易位，抑更相苦矣。嗣宗语意微涉牵率，栖神导气，在山水者为俗谈，置之勿答是已。及划然长啸，林谷传响，真意所到，先生曷（hé）尝废酬应哉？唯世无发其籁者，故不鸣也。曰：“子何以知其溺？”曰：“以百泉知之。”
百泉盖水之尤物也。吾照其幽绿，目夺焉。日晃晃而烁也，雨霏霏而细也，草摇摇而碧也，吾神酣焉。吾于声色非能忘情者，当其与泉相值，吾嗜好忽尽，人间妖韶，不能易吾一眄（miàn）也。嗜酒者不可与见桑落也，嗜色者不可与见嫱、施也，嗜山水者不可与见神区奥宅也。宋之康节，盖异世而同感者，虽风规稍异，其于弃人间事，以山水为殉，一也。或曰：“投之水不怒，出而更笑，毋乃非情？”曰：“有大溺者，必有大忍。今之溺富贵者，汩（gǔ）没尘沙，受人间摧折，有甚于水者也。抑之而更拜，唾之而更谀，其逆情反性，有甚于笑者也。故曰忍者所以全其溺也。”曰：“子之于山水也，何以不溺？”曰：“余所谓知之而不能嗜，嗜之而不能极者也，余庸人也。”
这篇游记分为两个自然段。第一段，是袁宏道在游览了苏门山巅的啸台，知悉了孙登的事迹后有感而发的。啸台，是纪念孙登的建筑物。孙登，是晋代著名的隐士。《晋书》记载他无有家属，只身一人于苏门山上土窟之中居往，号苏门先生。夏则编草为裳，冬则披发自覆。善长啸，好读《易》，抚一弦琴。性无恚（huì）怒，有人趁他在百泉湖边走时，将他投入水中，想看看他怎样发怒。但他从水中爬出，哈哈一笑，拂袖而去。平时不与人们说话。人们给他衣服食饮，他一概不受。他曾到商周时期伯夷、叔齐隐居的首阳山去过，有一做炭之人见了他，知他不是平常之人，跟他说话，他仍不予回答。后来司马昭派阮籍前去看他，见他在一岩洞前蹲着，阮籍便也蹲下来与他说话探讨历史，追述黄帝、神农时代的清静玄妙大道；又谈起儒家的学说，道家的养生导气的法术等，孙登统统不予回答。只是阮籍对着他长啸了一声后，孙登才略有所动，微笑着表示愿意听他的啸声。阮籍退到半山腰时，听得山上啸声响亮，一时林谷传响，百鸟云集。阮籍才似有所悟，叹气而返。因此，人们都说孙登是一个怪人，他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些无益的事情。袁宏道就从这里下笔，开始了他的独特议论：
“举世皆以为无益，而吾惑之。”袁宏道一开头便和世俗之人来了个反其道而行之。他说：普天下都认为那种没有利益的事情，而我对此却有所疑惑。疑惑什么呢？“至捐性命以殉，是之为溺。溺者，通人所戒，然亦通人所蔽也。”为了某种目的或理想，以至于献出性命去追求它，这种行为称之为沉湎，即沉沦不能自拔。沉湎，是学识渊博通达的人所戒除的事情，然而它也是学识渊博通达的人所存在的弊病。那么这种“沉湎”行动都有一些什么表现呢？袁宏道举了几个例子：“溺于酒者，至于荷锸”。这指的是刘伶的故事。晋代“竹林七贤”之一的刘伶，嗜好饮酒，常常是背着一壶酒，扛着铁锨，说：“啥时候我喝死了，就地将我埋了就算了。”这实际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刘伶是借溺酒反抗当时的封建礼教。袁宏道虽没有指明，但寓意甚明，结合袁的身世来看，此处绝不是随意之笔。“溺于书者，至于伐冢。”沉湎于读书的人，一边读着书，却一边去盗人家的坟墓。这说的是《庄子》上边的故事。《庄子·外物》篇上说：有大小二儒去盗墓，小儒在墓内，大儒在墓上。大儒说：“太阳出来了，事情怎么样了？”小儒说：“裙子短袄还没有脱下，口中含有珠。”大儒说：“抓着他的鬓发，按着他的胡须，用铁锤敲他的下巴，慢慢分开他的两颊，可不要损伤了他口中的珠子。”这更是有所寓指。是说那些儒者口唱诗礼，却资以盗墓，简直就像强权者藉仁义以盗国盗民一样，哪里算得上是正人君子啊！“溺于禅者、至于断臂。”南北朝时，有个叫神光的僧人听说达摩大师在沙林，便前往求教。但他从早到晚参见侍候，却不能得到大师的教诲和勉励。神光便将自己的胳膊砍断，放在大师面前，以表示自己学禅的决心。大师见他心诚意坚，乃将师传的思想、学问和技能传授予他。后来神光便成为禅宗二祖。这几个例子，可称之为“溺”。而“溺于山水者，亦然”，即沉湎于山水的人，也和他们一样啊！比如说“苏门之登，至于废起居言笑，以常情律之，则为至怪；以通人观之，则亦人情也。夫此以无妻子为怪，彼亦以远山水为怪。”隐居在苏门山的孙登，可以说是沉湎于山水的人，沉湎程度，已到了废掉了起居言笑的地步，这要是按一般情理去衡量他，则觉得他是个非常怪异的人；而按照学识渊博通达的人看来，则也是人之常情。你以为没有妻子家属，只身隐居苏门为怪异，但在孙登看来，他却以疏远自然山水为怪异。“各据其有，则递为富，彼此易位，抑更相苦矣。”各自都依据自己的道理去行事，则逐渐递进为一种幸福。而要把彼此换换位置，岂不成了很痛苦的事情了吗？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“人各有志”。不能以同一眼光去看待不同的事物，这是一般情况下而言，而袁宏道在这里所谈论的，却有其更深一层含意。他写道：“嗣宗语意微涉牵率，栖神导气，在山水间为俗谈，置之勿答是已。及划然长啸，林谷传响，真意所到，先生曷尝废酬应哉？唯世无发其籁者，故不鸣也。”“嗣宗”是阮籍的字。阮籍到苏门山去找孙登，向孙登所提的问题也未免有点略嫌草率，那种“凝神专一，摄气运息”的养生术，在自然山水的环境里，实在是一种通俗的问题。因此，孙登才搁置一旁，不予回答啊！是的，孙登是看不惯当时的黑暗社会与司马氏政权的悖逆之为，才以隐居长啸的方式表示不屑与之合作，哪里是单纯为了自身的养生？因此袁宏道说阮籍向孙登提出这样的问题，显得多么不合时宜。这样的提问，如何能取得心灵上的沟通？于是，在阮籍大惑不解时，突然听到了孙登的长啸，以至于森林幽谷之间到处都传播着响声，这才意识到孙登的本意，于是慨叹而归。由此看来，孙登先生并不是废掉了交际往来的礼节，而是人世间没有显现出长啸的人，没有理解啸音的人，没有知音，故而不与其共鸣啊！而一旦阮对其啸了，孙登才觉得他有点明白了，明自了孙登隐居长啸的真实含意，所以才报之一啸。这一啸，什么都有了，用不着再去深入探讨什么。在当时那种动辄得咎的黑暗政治下，如何明哲保身，泰然处世，通过这一“啸”，什么问题就都有答案了。这种深刻而又含蓄之举动，哪里是一般世俗之人能够懂得的呢？因此，有人说这种行为无益，为怪异，使人不可思议。两相对照，显得是多么的浅薄，而衬托出孙登的遵时养晦是何等的先见之明。写到此，袁宏道自问曰：“你是怎样知道这种沉湎的情况呢？”答曰：“从百泉知道的。”
不错，从游百泉而知悉孙登沉湎于山水的真实意图和宽阔胸怀，是袁宏道游百泉的收获。那么，百泉的山水是何等样子，使得孙登沉湎于此而作为栖身之地呢？袁宏道笔锋一转，转到了百泉的妩媚景色之中：
“百泉盖水之尤物也。吾照其幽绿，目夺焉。日晃晃而烁也，雨霏霏而细也，草摇摇而碧也，吾神酣焉。”百泉之所以闻名，关键在其水。百泉水怎么样呢？袁宏道称它是“尤物”，尤物本指绝色美女，用“绝色美女”形容百泉水，可见其水之美。怎么个美法呢？袁宏道说：我察看百泉水的幽深碧绿，实在是光彩耀眼，鲜艳而夺目啊！天气晴朗的时候，明亮的太阳照耀着它，波光闪烁；而到了阴雨天气的时候，密集的毛毛细雨如同支支利箭，齐齐射向湖中，平静的水面，顿时溅起了颗颗水珠，圈圈涟漪，如同珍珠在盘中跳跃；而湖边山上的碧绿小草，时不时地随着微风轻轻摇动。这微动的水，轻摇的草，使人陡感大自然的无穷微妙，又使我精神振奋，深深的被其吸引。吸引到何种程度呢？袁宏道接下去说：“吾于声色非能忘情者，当其与泉相值，吾嗜好忽尽，人间妖韶，不能易吾一眄也。”我本来是一个在淫声和女色当中都不为其所动，对荣辱得失都无动于衷的人。但当我与百泉相逢的时候，我的一切嗜好却全部没有了，都被这曼妙的百泉景色所吸引住了。此时此刻，人间的其它一切妖娆美好的东西，都不能换取我的一顾而改变我对百泉的注视。袁宏道对百泉评价如此之高，可见百泉魅力所在，也就不难理解孙登为什么要栖息在这里了。
接下来，袁宏道列举了沉湎于各类不同事物的人的不同点和特有的共性。“嗜酒者不可与见桑落也。”桑落，即桑落酒，古代美酒。即爱好喝酒的人不能见到美酒，见到美酒会更加嗜酒。“嗜色者不可与见嫱、施也。”嫱、施是古代美女王嫱、西施的并称。好色的人如果见到像王嫱、西施一类的美女，会沉溺而不可自拔。“嗜山水者不可与见神区奥宅也。”嗜好山水的人不可以见到神奇幽静的仙境和深宅，如若见到，会一发而不可收拾。这些人物所以能沉湎与此，是因为他们对所喜爱的事物情有独钟。紧接着，袁宏道又拿邵康节举例，邵康节即北宋著名易学家邵雍，他终生不仕，结庐于苏门百泉之间，以山水为伴，以书籍为伍，沉湎于山水，热衷于学问。他的行为和这些“溺者”很有相似之处，因此袁宏道说“宋代的邵雍，虽然和这些‘溺者’（暗指孙登）不一个时代，但其对山水的感受却是相同的；虽然他们那时的风俗和规范不太相同，但他们却都为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，舍弃人间的一切诱惑之事，而单单沉湎在山水之间，其道理都是一样的啊！”这就进一步阐明了“举世皆以为无益”的事情“而吾惑之”的道理。各人都有各人的处世态度，不能拿相同的眼光去看待不同的事物。这是袁宏道所要极力说清的问题。
文章写到这里，似乎该说的都说清楚了，文章也该结尾了。但是袁宏道没有就此打住，而是继续深入探讨下去：“或曰：投之水不怒，出而更笑，毋乃非情？”这是借孙登的行为再去证明那些“无益”的事情。将孙登投入水中，这本是很为恼火的事情，一般的人都将难以忍受而发怒，但孙登却爬上岸来，哈哈大笑而去。这是不是有点不合情理呢？这种行为又将怎样解释呢？袁宏道说：“有大溺者，必有大忍。今之溺富贵者，汩没尘沙，受人间摧折，有甚于水者也。抑之而更拜，唾之而更谀，有逆情反性，有甚于笑者也，故曰忍者所以全其溺也。”袁宏道在这里毫不客气地回答了“提问题者”的苛刻问题：“有大的沉湎行为的人，必然有很大的忍耐和克制性。今天那些沉湎于富贵的人，沉溺在俗世人间，（为了得到富贵）而忍受着人间的挫折打击。那种忍受程度，比‘水者’（即孙登）更厉害。那种人，你压制他，他就更加顺从敬奉你；你鄙弃他，他就越发的谄媚、奉承、讨好你。这种违背性情和常理的程度，更超过了‘笑者’（指孙登“出而更笑”的行为）。所以说能够忍的人，是为了能够成全他们的挚爱啊！”言外之意，那些为了富贵而不惜丢掉人格的人，其“忍”的程度之高，不在孙登之下。而人们对此却见怪不怪，只把孙登的行为看作是怪异，不符合人之常情。这难道说不是一种偏见吗？因此，这就更不能和那种‘举世皆以为无益”之论苟同了。这时，袁宏道已经不是“惑之”了，而是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了。
最后，袁宏道在全部问题都说完了之后，又自设其问，更加苛刻地写道：“你也经常游玩于山水之间，为什么却没有沉湎的行为呢？”对这种提问，袁宏道诙谐地回答：“我，可以说是知道了那些道理而没有引起嗜好，即便是有了嗜好，而又不能达到顶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是一个平庸的人啊！”自谦的同时，无形中又抬高了“溺者”的地位。
袁宏道在《游苏门山百泉记》中反反复复地为孙登的“怪异行为”作辩护，是有其深刻的自身历史背景的。他29岁到吴县任县令，上任不到一年，看到官场黑暗，人世污浊，便感到厌倦，连续上书辞官。在得到解官的消息后，欣喜万状，挥笔写《得罢官报》诗曰：“病里望归如望赦，客中闻去似闻升。”去官之后，便“无一日不游，无一日不乐，无一日不谭，无一日不畅”（见《解脱集·伯修》）。第二年，在其大哥伯修的一再催促下，才启程赴任顺天府教授、国子监助教和礼部主事。但他对官场仍无兴趣，经常外出游览。在京不到两年，便又因病辞归，在家乡公安城南得300亩下洼地，围以重堤，种柳万株，号曰“柳浪”。在此潜心于道妙，穷究性命之学，挥洒诗文，而游兴更浓，“人所不至者无不到”（见《行状》）。如此六年之后，在老父的催促之下，不得已又启程赴京补曹主事。但仅在任一年，又因妻卒，请假回里。后又入京补验封司主事，摄选曹事。两年后，被任命为陕西主试。试事完毕，即游览秦中名胜。一年后病逝。在他的短短一生中遍游了苏、浙、冀、陕、豫、鄂、湘、赣、京等地的山山水水。可以说，他的生活道路就是一条山水道路。因此他的政治态度和他在旅游中产生的对自然山水的钟爱，使他不仅对孙登的行为予以同情，而且表现出极大的理解和赞颂。
袁宏道主张文学创作应“独抒性灵，不拘格套”，在这篇游记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。他对游苏门山百泉的所见所闻，不受任何格律形式的约束，想什么就写什么，想怎么写就怎么写。因此所写出的文字，都是自己独特性情的抒发。今天读起来，仍有极强的清新之感，使人从中受到许许多多的启发。